设计师赫尔佐格与“鸟巢”：随性而成的杰作

　　赫尔佐格，“鸟巢”的设计者。接受采访时，他首先申明自己是代表赫尔佐格及德梅隆设计师事务所，而非个人。这看起来似乎与以往例行公事的采访差不多，新闻发言人总是把自己与集体的关系分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他从始至终都透出“行于中道”的意味，言语谨慎，总是在一个问题说完之后，过一会儿再对想到的回答赶紧补充。但谈到“鸟巢”时，赫尔佐格坐直了身子，他对于“鸟巢”在他心目中的定位，令人惊异，因为目前只停留在图案上的“鸟巢”给我们的只是如潮的批评与争议。“有西方媒体认为，鸟巢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”赫尔佐格目光坚毅，尽管他是在引述，但可以看出他对于“鸟巢”毫不妥协的肯定与期盼，无论它曾经或正在被中国的各界权威不留情面地指摘。

　　就国家级的公共建筑而言，埃菲尔铁塔与“鸟巢”有着相提并论的非议。188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，作为对大革命的献礼，政府最终选择了“象征工业生产的强大威力”的埃菲尔铁塔。这个设计方案招致《泰晤士报》上甚至刊登了由300人签名的呼吁书，反对埃菲尔的设计方案，认为这一剑式铁塔将会把巴黎的建筑艺术风格破坏殆尽，其中包括颇有名望的莫泊桑和小仲马等人。

　　“它的形象乍看起来令人惊讶，但仔细琢磨，自有它的道理。鸟巢的形状不仅让人觉得亲切，而且还给人一种安定的感觉。”此次竞标的中方评委之一梅季魁教授说。

　　事实上至今为止，除了“鸟巢”这个词汇自身包含的贴近自然的喻义，以及宏伟的造型，“鸟巢”对于赫尔佐格而言，凝聚的是对秩序的思考。几乎任何一个体育场都有主台、副台之分，中间为主，两边为次，但在“鸟巢”的结构中，没有主次之分，没有从属关系，没有尊卑存在。人类居所并不比树上的鸟巢更尊贵，贫民窟的房子并不比富人区的豪宅更低贱。

　　“当然，任何一个建筑都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，作为公共建筑，必然要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迹，但意识形态又必然寄存于一个文化体系中。因此你看中国的建筑是对称、和谐的，而美国的建筑则把注重实用、功能主义演绎到极致。任何一个公共建筑都离不开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、思考方式、社会状态。”显然，赫尔佐格并不否认一个公共建筑的完成，作为乙方的设计师一时一刻都不可能甩脱甲方的参与，令自己处于真空状态，妥协中有坚持，坚持中有让度。

　　赫尔佐格的思维中为什么驻存着东方式的“中庸”呢？对于这个提问，赫尔佐格挥手在空中划了一道横线，“你把东西方文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，就西方而言，并非征服自然、以人为尊就是一个统一标准。比如南欧，以法国为主，是抽象、理性的， 不仅他们的园林树木被修剪成整整齐齐的几何建型，甚至在文字语言中也力求有着严整、可以人为控制其规范性的成分，但在北欧，比如德国，是浪漫、自然的。而我的家乡瑞士巴塞尔正在南欧与北欧的分界线，因此我的思想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兼而有之，当然我从中国、日本等东方文化中也吸收了不少的东西，所以看起来我身上文化标签的地域性不那么强。”

　　这也决定了赫尔佐格“随性而成”的建筑思想，他概括自己的建筑思想时说了两点：一、不追从任何一个潮流，不会遵循哪一种风格，当然也不会刻意与谁区别；二、随性而成，你看看一棵树的变化，在夏天是那么丰盛，在秋天开始凋零，到冬天就会变成枯枝，不同的时空总是造就不同的情形，所以我的建筑是自然的。

　　在进行中国国家体育场的设计过程中，来往于这个古老的国度，令赫尔佐格感觉到了愉悦，因为他发现这里的人们接受他的建筑理念是那么顺畅，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，他的主张似乎在这里更容易感受一种契合感。令赫尔佐格感到异常欣慰的是，在中国没有因为宗教主张的不同，而发生像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。

　　这让我们似乎看到了“鸟巢”的注脚，那是对宽容的召唤，对众生平等的祈望。

　采访实录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作为建筑设计师你获得了令建筑界尊敬的普利兹克奖，在你的作品中你最满意哪一个？

　　赫尔佐格：我们的设计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国家体育场，它是结构、功能等方面的完美结合。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建设于中国，中国是现在最为令人瞩目的国家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在您看来，建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

　　赫尔佐格：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北京街头就像历史图书馆一样，各个不同时代的建筑沿街而立。

　　现在有个普遍现象，不同城市建筑都希望请最好的建筑师来建一些特殊的建筑。这说明建筑现在更趋向于潮流，强调个人化的吸引力，与旧时代强调城市的整体性、协调性不一样。伦敦市长就曾经请我们公司设计一个热电厂改造出来的博物馆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建筑师个人的理想与市长希望标新立异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？

　　赫尔佐格：建筑在反映意识形态，但并不是说建筑就一定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，否则的话就会给人们造成建筑师是个受害者的印象。建筑师参与了设计工作就表明他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建筑不是甲方以外的东西，建筑就是甲方！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最近一段时期北京的建筑流行请国外设计师设计不规则和不对称的“怪异”建筑，包括你所在的设计师事务所设计的TPT项目，这算是一种潮流吗？

　　赫尔佐格：那是因为不同城市在更多强调个人色彩，他们不光引进国外设计师，也有国内设计师的例子。这说明北京开始认可个人色彩强烈的作品并把他们作为代表。这会让有些人感到惊讶，同样的现象放在上海和香港就不会令人惊讶了，北京的历史传统发展一直处于匀质状态。

　　当然，中国人的接受能力也很强，你所说的令人惊讶的建筑在这些项目的甲方看来都不奇怪，这很有意思。我认为，由于中国的悠久历史，比如瓷器、玉器等方面创造了很多伟大的不同的形式。中国人早已阅历了各种形式，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建筑设计师的那些奇怪形式，从而见怪不怪。比如，“鸟巢”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颠覆性的形式，一些西方人在杂志上看到这个方案时说这简直是疯了，而中国的甲方却能够接受。这不是偶然的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我们注意到“鸟巢”项目运用了很多中国的元素，你是否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要让它区别于西方更贴近中国？

　　赫尔佐格：我同意也不同意你的说法。同意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做建筑设计当然希望与中国传统有联系。不同意是因为在“鸟巢”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是与其他作品一致的，我们一贯希望把建筑和自然融合在一起，希望建筑有生态主义思想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如今人们希望在公共建筑中广泛体现民众的思想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？

　　赫尔佐格：我不能就此下一个普遍性的定论，只能以我个人的经验来举例说明。比如“鸟巢”项目，它的操作方式和欧洲其实是一样的，有甲方主办，有竞赛、评审团和民众投票。这与我在欧洲参与的项目基本一致。不一样的是，在西方国家，即便一个项目可能被各方认同，却可能由于项目旁边的一个邻居的反对而失败。这会对设计师造成强烈的挫折感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就中国和西方建筑的比较而言，巨大的区别在于项目所在区域甚至整个城市的规划。中国在传统和现代都对城市规划有很强的控制，他们强调如何去定义和控制城市的发展，比如轴线和对称。而在西方国家中，城市规划发展非常缓慢，这是因为意见协调的难度很高，一条路或是一个公共设施的修建，往往要经过漫长的论证期。而城市规划方式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城市尺度的不同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谈到“鸟巢”项目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你有没有反思过，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的作品很受各方面的欢迎，最后却被猛烈批评呢？

　　赫尔佐格：你所说的批评是来自于设计师还是民众？（记者答主要是设计师在媒体发表观点之后引起的媒体争论）

　　对这个争论，我们已经有过明确反应：一、争论是关于功能和经济性问题，而不是建筑方面；二、这种争论甚至在我们公司内部都会产生，调整是自然正常的现象；三、这个工程现在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成了很好的共识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